成都“病毒捕手”:沒有湖北旅行史、接觸史 懸案怎樣偵破?

成都“病毒捕手”:沒有湖北旅行史、接觸史 懸案怎樣偵破?

岳勇(左)與同事畫“關系圖”

  15日上午9點31分,幾乎在2分鐘內,“健康成都”、成都發布、成都商報……經由政府部門官微、權威媒體,成都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況正在進行新一天的更新。

  “截至2月14日24時,成都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39人,累計出院44人,死亡1人,其余94人(其中危重11人)均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,1470例密切接觸者正在接受醫學觀察?!?/p>

  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學調查組,是這份數據的提供方。

  疫情暴發初期,作為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學調查組副組長,黨員岳勇每天要接到大概200個電話,各層級疾控中心、醫療機構、社區,甚至是普通市民來詢問:該如何排查疑似病例?發現疑似病例后怎么辦?新冠肺炎的傳播有什么特點……

  每個電話岳勇都會以最快速度問清楚最核心問題:“是否有疑似或確診病例”。然后,他和同事們開始“追兇”。通過問詢、追蹤、畫圖、大數據等手段,把疑似或確診病例的行動軌跡、傳染案例畫成關系圖,分析全市所有確診病例傳染路徑、地區分布、人群特點,最終形成流調(“流行病學調查”簡稱)報告,提出合理的預防對策和健康服務措施。

  推算14天行蹤,編制一張關系網

  雖有諸多高科技可應用,但面對復雜瑣碎的線索、感染者刻意或無意的隱瞞、監控錄像保存時間不足等問題,流調組成員的工作,仍普遍以最為傳統的詢問方式進行推演,從可能被人遺漏的“蛛絲馬跡”中,還原出新冠肺炎感染的途徑。

  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調組分為30多支現場流行病調查小分隊,兩人組隊,如果某一區縣報告疑似病例,小分隊會與屬地疾控部門、社區匯合,完成采樣復檢,開展問詢。

  過去14天內每天的行動軌跡是什么?搭乘了哪些交通工具?接觸了哪些人?去過哪些人員密集地?這是最基本的詢問。由此引申出來的還有更多細節問題,甚至包括每天吃飯時跟誰坐在一起,分別是什么位置?外出散步時跟誰說過話?說了多久等等。

  基本情況問詢結束,流調組成員會帶著這些信息,回到武侯區龍祥路4號市疾控中心所在地,比對更多流調組成員帶回的信息,畫出該疑似病例的關系網。

  基于市疾控中心傳染病防治科成立的流調組,科室辦公室最顯眼的是一面比人高的支架式寫字板,上面密密麻麻畫著確診病例的關系圖譜,以核心病例的發病時間為放射線,往前推算14天內,所有大型聚會接觸到的人,以及他們的密切接觸者,都在關系網上。

  “八卦”一次聚會,完成一組拼圖

  岳勇說,問一個疑似病例的情況,至少需要兩個小時,這一時長會根據疑似人員的社會交往情況延長。如果通過實驗室給出的報告證實疑似已轉為確診,流調組則需要細化完善信息,并通過詢問其密切接觸者佐證各種信息的合理性,直到過去14天內,確診病例的行動圖譜基本“靠譜”。這一過程中,流調人員還要同步排查密切接觸者的行動軌跡,以篩查需要醫學隔離的人員進行下一步確診。

  在岳勇撰寫的新冠肺炎病例分析報告中,涉及聚集性疫情至少占病例總數的五成。

  1月31日,郁某確診。2月7日,來自眉山的徐某確診。兩例病例看似“懸案”:沒有湖北旅行史、可疑人員接觸史,沒有食用過野生動物。直到對1月27日確診的袁某進行流調后,才發現他們之間的病毒傳播可能因為一次聚餐。

  袁某從合肥到成都,在漢口停留5小時,1月17日回到成都后即出現發熱、咳嗽,1月27日到醫院就診隨后確診。在此之前,袁某組了個局,請了五家人。郁某是其中一家,同餐的另一家沈某,也在2月初確診。而徐某很可能是在沈某組織的家庭聚餐中被傳染的。

  “我們在對袁某的流調中,發現其周邊有多位確診病例,此后袁某才回憶有聚餐這條線索?!痹烙抡f,流調組成員會通過提問方式打聽“八卦”,引導對方回憶各種生活細節。同時還要對信息進行甄別。比如岳勇參與流調的一個案例,一對成功人士夫妻開車到大醫院看病,后兩人被確診。在對此前14天的行動軌跡問詢中,兩人刻意隱瞞,關鍵時間點只說“開會、辦事”。流調組成員請他們開出開會人員名單,一一問詢。見瞞不過,他們才說出從武漢回來的經過。

  “腦補”一些畫面,一些病例仍是懸案

  很難確定病毒是從什么時候找上A大爺的。80多歲的退休老人,住家、樓下遛彎、買菜,三點一線,生活相對規律。

  2月5日確診后,流調組成員即對A大爺展開詢問?!斑^去14天內你每天都做些什么?”“沒做什么?!薄?月20日這天你干什么了?”“哎呀,我哪記得嘛?!弊畛?,流調組成員與A大爺的對話即在如此無效詢問中循環。

  面對“A大爺”們,岳勇需要“腦補”一些畫面。比如,大爺過去14天買菜接觸過什么人?可能去過哪些親戚家串門?搭乘了什么交通工具?一項項地排查。但遇到A大爺因記憶偏差提供的無效信息,又該如何?

  流調需要進行交叉對比。A大爺說某天他曾去了親戚家串門,詢問其親戚,這一說法被否認了。無奈,流調組只得請來公安機關協助詢問,并借助大數據清晰畫出A大爺的行動軌跡??赡壳?,A大爺這一病例仍然是個懸案?;蛘吣骋惶?,這樣的病例“孤島”會和另一個病例“孤島”聯系起來,成片、結網。

  2月6日,成都首次公布68個確診病人曾停留地點,此后每天更新。在岳勇看來,公開透明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舒緩市民壓力,有利于流調工作。

  不是“一錘子買賣”,有時靠的是時間

  完美的流行病學調查是可以追溯到“零號病人”,即第一個感染并開始散播病毒的病患。但這并不適用于新發傳染病,當一份新發傳染病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被呈現出來時,絕大多數人在潛意識里認為這是“零號病人”,但其實這樣的報告是需要不斷被驗證或者糾偏的。

  讓岳勇感到“壓力”的除了繁雜的流調工作,還有其他?!坝械娜藭容^依賴流調結果,覺得活動軌跡清楚了,人鎖定了就什么都能搞明白了?!痹烙路磸驮趶娬{一個客觀事實:流調不是“一錘子買賣”,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,要根據當時掌握的線索做判斷,即使流調結束,也不能打包票說把真正問題都搞清楚了。

  比如一起家族聚集性病例,中年女性戶主最先發病,繼而是其侄女、侄女的婆婆、侄女三個月大的兒子、該名婦女的婆婆。但經過流調,他們均無疫區旅行史,沒接觸過野生動物,與轄區內確診患者也并不相識。唯一被高度懷疑的線索是,該名中年婦女的女兒近期從武漢回到成都,但其本人并無任何不適癥狀,且經過四次核酸檢測均為陰性。

  此時的流調僅以散發案例處理,“沒有有力證據證明這是輸入性,那是否是本地源發?”岳勇說,如果是本地源發,當時成都的防控等級一定會升級。直到4天后,該女子核酸檢測呈陽性,這起家族聚集性病例的感染路線被最終刻畫清晰。

  成都商報-紅星新聞記者 王垚 白茹 攝影記者 呂國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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